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毅先生

教科书都没有的高考

潘毅的读书经历是非主流的，却又烙着一个时代的印记，“五年小学、初中两年、高中两年，这是我大学之前所有的学习经历，而是还常常是半工半读。”作为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的经历者潘毅是幸运的，他在离开校园4年，经历了上山下乡、读技工学校及做工人后，赶上了恢复高考。而幸运来的并不容易，命运给了当年所有的青年平等的机遇，而潘毅用自己的努力抓住了它。“十月宣布恢复高考，十一二月就考试了，那时候真是迷茫，不仅是时间上的紧迫感，现实的来说连教科书都借不全。十年不高考，到哪里去找教材。”

面对紧迫的备考潘毅靠着要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动力，咬牙坚持，“以前不觉得自己的自学能力有多好，但是突然高考就有了动力，再看书就觉得实际没那么难了，关键就是挤时间做题。”那时的他只是想努力一把，“根本没有抱着第一年就上的希望，那么多人堆在一起，十年没高考了啊！只是想看看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积累经验，为下一年做打算。”

面对未知的高考，潘毅选择努力的放手一搏，全身投入，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场青春的博弈，没有什么可畏惧。“第一年高考其实接近一种‘博彩’，抱着一种去试试的心情，考一下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，如果幸运地通过了自然欣喜。如果没有，离分数线接近，我必是要再考的，反之就算了吧。”在知晓成绩的那一刻，潘毅说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。“那时可风光了，比现在考博士还风光，可以说是‘家喻户晓’。”

不放弃不一定会成功，放弃便注定没有结果。幸运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，站在十字路口的潘毅用自己的努力抓紧了命运的绳索。

史上最受欢迎老师

“那时候跟我在一间课堂的，甚至可以出现两代人。年龄最大的32岁，最小的16岁。”走进大学的潘毅并没有松懈，“那时大家都读书很用功，且外界的干扰也不多，没有什么娱乐。”在离开校园4年多后，回归校园的他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

对比起现在的校园，潘毅感叹着这三十几年的变化，“八九十年代的学生比较能沉心静气，现在的孩子因为资讯发达知识面广而碎”。但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是需要即广又深的知识面，双方都是各有优劣的。

学生不同了，老师在教学上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，作为广中医获得“最受欢迎老师”次数最多的教授，潘毅自然是读懂人心的。“中国人的思维就像太极，圆融、婉转。学生如此，老师亦然。”在面对学生的时候，潘毅主张抓个性，看反应。在他看来，书是死的，阐述的形式和氛围是活的。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学生都会有所反馈，老师会根据反馈来调整上课的节奏，达到学生和老师都舒适的平衡。

“以中医为例，它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底下产生的，在教学的时候背景知识的融汇和点拨显得尤其重要，或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理念的暗合点破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‘中医不是伪科学’。”口语化的表达和生动的事例成了潘毅上课的必杀技。

他认为，作为老师，技巧和师德固然重要，但自尊心却是一个初为师者必不可少的。“一个有自尊心的教师如果看到学生在课堂上交头接耳，无心听课，是难以忍受的，而这就迫使你去改变，去寻求进步，只要站在本科讲台一天，就力求将课讲得精致。一个好老师，就要让学生爱听你讲的课。”

教学相长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，有追求的师者都期待着在这三尺之地将所学授予学生，而自己收获着教导学生反馈的满足感。一米见方的小台，将太极的平和包容传递给更多的学子，犹如日月流转，静而规制，宁而有常。

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毅先生

守护一平方间的宁静

耕耘之间，三十多年光阴悄然逝去，而潘毅依旧守着那一米见方的讲台。“我感觉讲台已经是我的一部分，离开它就像分离我自己一样。退休有可能，退出课堂可能性不大，即便是短期的讲解，我也不会让自己离开它。”

在潘毅看来，做老师很简单。一点学生的认可和眼神的回馈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。所以近年来他也将自己的讲台延伸到了学校之外——在正安中医为学员讲课。在潘毅眼里，这里注重的不再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理知识的传递，更多是对中医文化和中医认知的弘扬。学生来自各行各业，保持着不同的心态来到台下，但共同期待着在这里可以更透彻地了解中医的脉络。

“学校之外会以使用为主。课堂受限于课本，教学大纲，以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。但在外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可以从中医基础、中医诊断、中药、方剂一直聊到中医文化。而且松散的讨论氛围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不同的专业背景的融入也给同一个问题以不同视角的碰撞，那是很有趣的。”

当生活与某一个地方发生连接、缠绕成网，那便是离不开的牵挂。一平方米融入了他对事业的热爱和科研的执着，问起潘毅老师如果退休要离开怎么办？他说：“那样的不舍应该只有退休之时才能想象，退休有可能，离开课堂做不到。”